按中国的民俗传统，杨昌济把与体育相应的教育方法称为“养护”。并将其分为“积极的养护”和“消极的养护”两种，宗旨皆为“养生”。他总结了不少古人的养生之术，悟出“养生有四要”，“一曰慈”，“二曰俭”，“三曰乐”，“四曰敬”。他提倡“静坐调息，舒展肢体，吃饭细嚼，平明即起，涵泳乐意，不妄出入”。把“食后呆坐，日中昏卧，常餐过饱，清晨晏起，床上思考，无事愁叹，争闲气，谈鄙事，无事出门，勉强夜读，看书杂，诵读多”等称为坏习惯，归入养生之戒。杨昌济素谙中国传统健身理论，信奉“血脉之流通，为身体健康之一要件”。杨昌济倡导的“体育之事”的“养护”，提供了近代科学基础，是愿望国民体质一代胜似一代的理论依据。借鉴当时日、英、德等国家学校开展体育活动的经验，杨昌济极力提倡“奖励各种运动”，认为这是“积极的养护至要之手段也”。他和“习勤劳、忍苦痛、耐饥渴寒暑”一样“有锻炼身体之作用”。他特别重视“体操之职能”，认为“体操以调和人的发达全身为目的，故身体之各部，如头、目、腰、手、足之类均须一一运动。周而复始，使全身之筋肉有活动之机会，体操又有整齐姿势之效，又有使感觉敏锐，举动敏捷之效”。因此，“此为养护之最要者”。关于“消极的养护”，杨昌济认为，其目的“在防儿童身体之损害”。即“防疾病”，含“平日之注意与临时之治疗是也”。依据近代医学卫生和健康教育的理论，杨昌济就学校的公共卫生和学生的个人卫生、学生的膳食和营养以及建校环境、学生住宿条件、怎样保护学生的视力、教室的通风采光、课桌椅的配置等众多问题发表不少科学的见解，这足见杨昌济知识面的广博和对近代健康教育理论的造诣颇深。

杨昌济熟知中外哲学史、伦理学史和教育学史。在哲学和教育学的理论上都有较深的造诣。他本着“一国之文明，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......善治国者，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”的宗旨，继承了中华优良文化遗产，吸收了西方，尤其是近代西方文化的精髓，形成了自己的兼有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哲学思想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杨昌济的哲学思想尚不可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，但其中不乏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观点，这在其对体育方法的论述中时时可见。他在《论教育之养护》中，首先把智育、德育、体育所对应的教育方法称为“教授”、“训练”和“养护”。杨昌济把体育分为“积极的养护”和“消极的养护”的观点，显然是借助辩证法的方法来考虑身体运动和保健的关系。因此，他不但反对“过激之运动”，认为这“有碍于卫生，尤不可不大为注意”。还为减轻学生的过重负担四处奔走，八方呼吁，旨在使学生劳逸结合，免伤身体。另外，杨昌济在体育教育中所提倡的“被教育者之个性，千态万状，每个皆各有多少之差异。从而训练之时，某人宜多用某种之手段，某人谊多用他种之手段。即用同一手段之时，不可不大异其宽急”的“应人之气质而施教育”，即因材施教的观点。根据自己所认识的体育原理，举行实践，并编创了每天坚持做的“七节徒手操”，履行“知责必行，不行则为徒知；言责必行，不行责为空言......故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”的行知合一的认识观，无不显现杨昌济所融合的古今中外的进步哲学思想。

主   编  王增明  曾   飙

副主编  党   挺  徐国营

编   辑  董敏会  钟厚永

          李   颖  王全昌